2017年全球税收大战已经吹响号角！

　　摘要：人口和资本在全球快速流动，各国为了争夺税基不断降低所得税率。OECD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已下降至不到25%，但美国却仍保持在40%，居34个OECD国家之首。特朗普税改是对美国偏离全球税制大趋势的部分修正，着重解决了美国企业税制层面的弊病。

　　本文作者华创宏观研究员牛播坤、王丹，原文标题《从全球税制趋势看川普税改--"川普经济学"观察系列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巨变，推动了全球税制改革的深化发展。人口和资本的快速流动推动非流动性税种的发展和流动性税种税率的降低；扁平化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形成使得各国的税制朝着趋同化方向演变；投资和储蓄率的不断下降使得各国争相出台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全球税制发展趋势面前我们都是跟随者，川普税改带动的“减税潮”不过是全球税改趋势下的跨国税收竞争。

　　全球化背景下的税制演变关键词：非流动、趋同、投资

　　从历史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性程度演变，现代发达国家税制历史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古老直接税阶段、间接税阶段、现代直接税阶段和现代复合税阶段。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四个演变阶段，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一国税制结构和税率的决定性影响：主要生产要素决定了各时期主要的税种；税基的流动性与税率应该是互为反向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多种生产要素均作为社会主要要素参与生产，形成了以直接税、货劳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财产税为补充的“3+1”税制结构。

　　伴随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世界的扁平化趋势和投资率的下降，这一阶段世界税制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新趋势。

　　1、流动的人口与流动的财富——流动性税种向非流动性税种转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成为影响税制改革方向的关键，税率水平成为影响国际移民、跨国投资选择的关键因素，人口和资本快速流动下，税率与税基流动性的反向关系日益明显。

　　以人口流动为例，80年代后国际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根据世行的估计，到2004年，国际移民占全球人口中的比重由80年代的2.2%左右增长到3%以上；到2014年，世界主要城市外籍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迪拜83%、洛杉矶39%、新加坡38%）。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的流动速度要远远快于人口的跨国流动，80年代以来国际债务证券未偿还余额呈指数增长，截至2015年国际债务证券未偿还额215,511亿美元，是1987年的26倍。

人口和资本的快速流动推动了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税制的深化改革，主要体现在：流动性税种向非流动性税种转换、非流动性税种的快速发展、流动性税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和税率层级的降低。

增值税等流转税税种快速发展，正是生产要素全球流动背景下，税制结构向非流动税种转变的深刻体现。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也深刻影响了全球资本流动，对资本收益进行征税的所得税征收面临着税基流动和征税难度加大的问题。相对而言，增值税在生产经营地征收，最终税收转嫁给消费者，税基的流动性较弱。从欧共体国家开征增值税以来，增值税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受到认同，实行增值税的国家迅速增加。1992年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仅60多个，经过20年的发展，快速增加到170多个。世界主要国家快速转向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正是全球资本流动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和税级快速下降。在人口和资本全球快速流动下，所得税税率高低对税基的流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为了争夺税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和税率基数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以来，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1944年的94%下降到目前的35%。

与个人所得税类似，公司所得税也表现出最高边际税率不断下降的趋势。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趋于下行，自1996年的38%下降到目前的24%；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1952年的52%下降到目前的35%。

2、世界是平的——各国税率趋同性加强　　《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世界是平的”，而压平世界的三台机器分别是：新技术促使各国的商业环境变得平等，“互联网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即时而翔实的社区，集装箱化海运与低成本的航空运输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全球化供应链”，“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以极低的成本进行全球沟通的工具”。各行业与日俱增的流动性，使得大部分产业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得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少考虑资源的限制。而更多的国家在制定基本政策时需要考虑吸引投资和促进增长，各国基本政策出现趋同化趋势。

　　税收作为一个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越来越表现出趋同化特征，最终演变成跨过税收竞争的白热化。以公司所得税为例，OECD国家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近年来逐渐收敛，维持在20%-35%的区间范围内。3、投资和储蓄率下降——生产性税基向消费性税基转变

　　全球储蓄和投资率不断下降，世界税制生产性税基向消费性税基转变，增值税作为一般消费税是对消费课税的典型税种，因而快速被世界多数国家采用。

　　根据企业在计算增值额时是否允许抵扣购入固定资产，增值税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纳税人从商品和劳务销售额中扣除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折旧，对整个社会而言，其税基总额为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抵扣当期计入产品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部分，其税基总额相当于国民收入；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总额，因此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品不征税，其税基总额相当于全社会消费品总值。

　　生产型增值税实际上是对生产过程中的资产耗费支出部分进行了重复征税，抑制了投资，而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大型设备更新。

　　消费型增值税可以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更新，从增值税的发展过程来看，呈现出了从生产型向消费型发展的趋势。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在实践过程中都已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的快速崛起也反映了在鼓励储蓄和投资的背景下，生产性税基向消费性税基转变的必然趋势。

川普税改，跟随全球税制变革的大趋势 　　趋势面前都是跟随者。川普自竞选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针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改革要点实质都是对全球税制趋势的跟随。税改能够在两党形成高度共识，究其原因是税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制度性弊病。

　　1、当前税制的国际比较：落在税收竞争后面的美国

　　所得税税率偏高，尤其是企业所得税税率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联邦和地方合计40%的企业所得税远高于OECD国家不到25%的平均水平，是34个OECD国家中企业所得税最高的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当。

在企业税率为全球最高水平的法律管辖区，企业会想方设法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尽可能地少报在美国实现的利润，并将大量利润留存在海外。根据美国公共利益研究组织（PIRG）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前500强中有362家公司在避税天堂建立了共10366家子公司，并通过将海外利润留存在避税天堂的子公司来躲避美国高昂的企业税收。截至2015年，这362家企业在海外的留存利润共计达到2.5万亿美元。这种税收体系中的扭曲现象会导致过度而低效的对外投资，并带来了美国国内的投资不足和税基侵蚀。

高名义企业税率扩大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有效税率的差距，鼓励企业过度依赖债权融资。由于公司股息不能像利息一样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因此，股权融资的投资利润要按照法定税率缴纳公司所得税，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在投资收益上的有效边际税率存在巨大落差，而高法定税率加大了二者之间的差异，鼓励企业过度采用债权融资的方式。过分依赖债权融资会增加公司财务危机的风险从而提高破产可能性；同时，面临财务困境的公司可能采取高风险投资手段，加大宏观经济风险。以设备投资为例，美国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在投资收益上的有效边际税率差值达到70个百分点，比G7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

全球征税系统已经不适宜美国立法初衷。美国的全球征税系统要求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都应该按照美国公司税要求缴纳税款。全球征税系统设置的初衷是在美国在全球具有绝对经济统治地位、全球投资的主要输出国的背景下获取更多税收收入，但在美国成为资本净输入国的情况下，全球征税系统反而会鼓励美国企业将利润留存在海外，进而减少美国国内的投资。

2、川普税改是对当前美国税制问题的部分修正

　　川普竞选以来的税改计划，尤其是其针对企业税收的改革，是对当前美国存在的税制问题的部分修正和调整，符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扁平化、全球化和生产要素高流动性环境下的税制改革趋势的，有利于提高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进而增加税基。

　　9月27日的共和党公布的税改框架与4月27日白宫税改方案基本一致，新增或调整内容主要包括：（1）个人所得税最低档税率由10%提高至12%，同时保留了增加最高档个税的空间。我们认为，调整的用意更多在于加强与民主党的协调和妥协，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为取消遗产税且降低个税最高档税率导致因为“为富人减税”而遭受诟病，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税改对政府债务的压力，进而减少税改法案立法在参、众两院通过的阻力。（2）对企业设备、机器等新增短期资本投资进行费用扣减。美国企业税制与世界主流税制结构差异在于不实行增值税（一般消费税），在生产性税基向消费性税基演进的税制大潮中显得格格不入，在企业所得税中允许企业资本支出予以抵扣与实行增值税本质上具有类似的效果，但遗憾的是框架并未提出对企业长期资本支出予以抵扣。

　　无论是白宫“427”税改方案，还是共和党“927”税改框架，都是对美国偏离全球税制大趋势的部分修正，着重解决了美国目前税制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企业税制层面的弊病：

　　（1）降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有利于减少税基的外流。80年代以来的资本和人口等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使得高税率带来的税基减少效应更加明显。降低高流动性税基的税率，提高间接税税收是主要的发展趋势。

　　（2）降低法定企业所得税率，允许企业投资税前抵扣，鼓励投资。美国是OECD国家中法定企业所得税率最高的国家，高税率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抑制投资、资本的外流、企业过分偏重债务融资等。

　　（3）从全球征税系统转换成属地制税收系统，降低美国企业海外留存利润。

　　（4）海外利润汇回优惠，鼓励此前留存的利润回流美国，进而增加国内投资。

　　减税潮，中国如何应对？

　　全球经济的扁平化使得各国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呈现趋同化趋势，各国税收竞争形势越来越激烈。在川普减税计划推出以后，世界各国紧密跟随减税步伐。英国计划将目前20%的税率进一步下调至G20中最低水平（15%），免除外国在英的企业红利税以吸引投资；法国新总统马克龙承诺任期减税200亿欧元；澳大利亚2017年6月宣布减少中小企业税负，与美英法保持步调一致。2017年全球税收大战已经吹响号角，我们能做什么？

　　减税，空间有限。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减税空间有限。首先，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其次，财政支出较为刚性，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后，保障性支出只增不减；广义财政赤字率不断攀升，减税运作空间大大受限。

减税空间在哪里：降所得税率、减增值税率档次。从微观层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争相减税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有一定的下降空间。以2016年为例，我国企业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22%，标准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减少税收收入1154亿元，一般预算赤字率上升0.16个百分点。

欧盟和OECD 国家基本上实行1-2档低税率；拉美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多数实行1档低税率甚至不实行低税率；中国周边实行增值税的15个国家中11个只实行标准税率。增值税税率有进一步减档的空间。2017年4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取消13%这一档税率，将4档增值税税率减并为3档，但仍然高于欧盟、OECD、拉美和周边国家的平均水平，有进一步减并的空间。

降费，难在行政体制改革。非税支出高企是我国企业“税痛”感的主要原因。2015年，全国非税收入2.73万亿，略高于企业所得税2.71万亿，仅低于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3.1万亿，目前，非税收入在公共财政收入的占比仍维持在17.9%的高位。

欧盟和OECD 国家基本上实行1-2档低税率；拉美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多数实行1档低税率甚至不实行低税率；中国周边实行增值税的15个国家中11个只实行标准税率。增值税税率有进一步减档的空间。2017年4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取消13%这一档税率，将4档增值税税率减并为3档，但仍然高于欧盟、OECD、拉美和周边国家的平均水平，有进一步减并的空间。

降费，难在行政体制改革。非税支出高企是我国企业“税痛”感的主要原因。2015年，全国非税收入2.73万亿，略高于企业所得税2.71万亿，仅低于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3.1万亿，目前，非税收入在公共财政收入的占比仍维持在17.9%的高位。

近年来，在税收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非税收入的增速却在上升。这表明在地方政府支出刚性、事权不减的情况下，税收和非税收入呈现跷跷板效应。与税收相比，行政事业性收费受到的约束较少，存在不够规范、不够透明的问题，直接对应着相关行政部门的编制和人员安排。因此，降费要切实推进，需要推进地方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配套。

低税率严征管是未来税务改革的方向。中国“营改增”后税制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优势，但在具体征管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存在抵扣不全导致“代缴”变“实缴”的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抬高实际税负的现象。我们在2017年我们能期待怎样的减税？--“中国财政政策那些事”系列九中进行过估算，代缴的17%增值税中，有1%的实际转化为企业税负，会侵蚀11%的制造业利润；如果5%未转化，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更是高达56%。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与降低税率应该是未来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