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在饲料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技术沉淀叠加创新组织与产品，科研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提升产品生物安全及性能表现，以更强产品力迎合养殖需求升级。在规模壁垒基础上向专业化、产业化转型，厚积薄发带来的提效降费竞争者难以模仿，护城河更宽更深。　　1、最大规模带来强大的议价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规模是饲料企业生存的基础，饲料工厂规模越大，才能保证单吨的生产费用越低，保证原料的采购成本下降，因此规模是饲料行业最核心竞争要素之一。公司饲料销量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三，饲料生产销售现已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行业领先的产、销量，广泛覆盖的市场区域，使公司有实力对接处于同等量级的国内、外粮商巨头与大型渠道，利用其规模优势带来较强的议价能力。同时，全国第一、全球领先的规模地位，易于对接跨国巨头、其他行业的领先企业、各地各级政府，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资源整合优势突出。　　2、技术沉淀叠加组织创新，科研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多年的积累，公司现已经建立起全行业最大的饲料营养与原料数据库，并和国内、外多家原料供应商紧密合作，及时掌握全国范围内的饲料原料品质信息，使公司可以及时地制定最优的营养和成本组合，降低原料价格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的饲料研究院现有博士15人，硕士102人。公司拥有领先的近红外检测技术，建立了78个饲料原料、120余种饲料成品的近500个预测模型。近年来，公司共获6项国家级科技奖、8项部委省市级科技奖，拥有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心、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中心和2个院士博士后工作站。公司先后承担了“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肉鸭高效低排饲料配置技术应用与示范》等89项国家和省市级重点研发项目。2019年，公司联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英国诺丁汉大学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人工智能的人禽传递耐药菌快速识别和防控技术体系研究”项目；主持或参与了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猪禽环境友好型无抗饲料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推广”项目。近年来，公司累计申请专利1719件，获得授权979件；2019年申请专利230件，其中发明专利90件。　　3、采购模式不断升级，专业采购能力持续提升。从2014年开始，公司进一步梳理优化原料采购体系，在不同层级以不同形式加强集中采购，通过新的管理平台，积极开展供应商体系梳理，与中粮、中储粮、吉林酒业、象屿、嘉吉、邦基、益海、大成等多家国内外优秀原料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上游获得稳定可靠、物美价优的原料供应。近两年来，受中美贸易战、非洲猪瘟等影响，原料市场变化错综复杂，饲料供应链体系快速打强原料行情研究中心，专业采购能力明显提升，持续升级玉米、豆粕、副产物等各品种采购模式。在玉米采购方面，择时择机扩大东北产地玉米收购，落地北粮南运策略，2019年实现产地直采约70余万吨。在豆粕采购方面，把采购流量向头部企业集中，充分发挥集采优势，通过蛋白价差、跨区套利、物流散装、精准用料等措施降低成本。2019年两级集采率达93%，关键品种直采率约90%，原料周转率也明显提升。同时，公司积极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大幅降低财务费用，累计实现融资收益约3800万元。此外，公司还将以构建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为目标，打造以数字化为指引，全程端到端打通的采购运营系统，不断提升采购核心竞争力。　　4、全方位服务养殖户，与下游客户关系更为紧密。面对2019严重的非瘟疫情，诸多中小养殖户均面临困境。公司依托自身雄厚实力，针对中小养殖户推出“猪旺”项目，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向中小养殖户提供技术、金融服务等全方位配套服务，帮助其继续生猪养殖。由“猪旺”项目延伸开来的“诸事旺”项目也在其他料种如水产料、反刍料等试点并且得到理想结果，例如鱼旺、牛旺、羊旺等。通过此类项目开展，公司一方面在非瘟疫情形势下避免猪料销售大幅滑坡，另一方面疫情期对养殖户的服务支持极大提升了养殖户的服务体验，更深层次的绑定了养殖户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　　5、养殖扩张使得产品结构更加均衡。养殖规模化使得养殖环节议价能力提升，对饲料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掌控养殖环节变得愈发重要。从2016年开始，公司逐步加大生猪养殖发展，采用“公司+规模农户”等方式大力发展养猪业务，公司近年来养殖量出现快速增长。从2019年开始，公司在白羽肉禽产业上也逐步加大商品代肉禽自养、委托代养，以及通过多年连养合同直接掌控养殖户。公司饲料业务通过上述产业链延伸的方式，增强了对养殖环节的掌控力度，饲料、养殖的协同效应提升了饲料业务的盈利能力，产品结构更加均衡，竞争力大大增强。　　（二）公司在白羽肉禽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育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养殖设施升级与数据利用持续创新，依托供销两端议价能力快产快销，加强市场掌控力　　1、在种禽繁育方面，公司生产技术管理、成本管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方面处于国内显著领先水平，已形成系统化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公司的种禽养殖近两年种鸡只产健雏一直保持在115上，种鸭只产健雏一直保持在220以上，居国内领先水平。特别在种鸭选育方面，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合作培育出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中新”北京鸭，打破了国外品种垄断的局面，弥补了国内白羽肉鸭育种行业空白。从消费的角度看，“中新”北京鸭具有“瘦肉率高、低皮脂率、肉质好”的特点，胸腿肉率高达28%，皮脂率低于22%，改善了当前一些国外品种鸭肉“过肥、有腥味”不太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难题。从养殖的角度看，“中新”北京鸭具有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抗应激性强易饲养、成活率高的特点，饲养40日龄后料重比达1.9:1，各项生产指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2、在商品代禽养殖方面，公司不断加大养殖端投入和创新，示范能力和经济效益增强，同时借助禽旺平台持续推进委托代养模式，与近3万户养殖户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加大了对于养殖设备的研发和投入，2019年累计申报专利66项，其中发明专利29项，专利授权11项。公司投建了国内首个规模化三层立体网养肉鸭养殖场，内部配套风机湿帘、自动料线优势水线、环境控制系统等自动化设备，并采用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生态运营模式，追求产业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相比其他同样棚舍条件下，养殖量能提升30%多，且建造成本更低，养殖效益大幅提高。借助自动化环境控制系统，每栋饲养量为2.4万只的棚舍，只需一名饲养员便可轻松控制智能光照、自动水线、料线、出粪系统。公司为保障养殖成功率，2019年推动建立了肉禽生产数据库，尤其在肉鸭上建立起来一套独有的生产数据库，详细记录了大批次的肉鸭生长参数，体长、体高、体重、采食量、饮水量、温湿度等关键指标，一方面用于养殖设备的硬件升级，另一方面用于开发养殖技术规范，从而保障养殖指标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3、在禽屠宰方面，公司在全国白羽肉禽屠宰市场拥有规模第一的领先地位与较大的市场份额，在白羽肉鸭领域尤其明显，在面向下游市场时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原料供应环节，由于主要生产区域都集中在山东，及周边的河南、河北、山西、辽宁等地，加上近年来持续推动商品代自养比例，能够在这些区域市场内的禽养殖合同或市场禽收购中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在屠宰加工环节，公司凭借在全国第一的鸭屠宰规模及领先的技术水平，主持了《畜禽屠宰操作规程-鸭》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近年来，通过新建、改造方式不断提高屠宰厂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并还不断加强标准化和流程化建设，各工厂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优化现有作业、流程标准，柔性加工能力和产品溢价能力显著增加，进一步强化了快产快销的能力。在销售环节，公司进一步推进“以消定销、以销定产、快产快销”，使得产品库存周转率稳定在高位水平，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

一、自然灾害及疫情风险饲料、屠宰与种植、畜禽养殖业紧密关联。气温反常、干旱、洪涝、地震、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均会对行业经营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公司生产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生产设施或设备的重大损坏，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也会推动部分原料价格上涨。例如，2016年夏天我国南方多地都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就给公司自身与养殖户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疫情方面，动物疫病是畜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疫病发生带来的风险包括两类，一是疫病的发生将有可能导致养殖动物死亡，直接导致产量降低和价格下降；二是疫病的大规模发生与流行，易影响消费者心理，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也对饲料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影响。近年来，家禽养殖过程中发生的疫病主要有流感、新城疫等，较有代表性的疫情事件就是自2016年冬天开始爆发的新一轮H7N9型流感。本次疫情持续时间长，累积病例多，使得消费者短期内对禽肉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恐慌，给国内禽养殖与禽肉业务都造成了严重影响。生猪养殖过程中发生的疫病主要有口蹄疫、蓝耳病、流行性腹泻等，在2018年还爆发了对全行业影响巨大的非洲猪瘟。由于非洲猪瘟具有潜伏期长、发病后死亡率高的特点，且一直没有有效的疫苗研发成功，在国内也属于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无论是大型养殖企业，还是小散户在疫情爆发初期都缺乏有效的防控手段，因此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截至2019年6月，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生猪存栏数同比下降25.8%，能繁母猪存栏数同比下降26.7%。风险应对措施：公司无法排除下属企业所在地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但是公司各项业务布局在国内外较为广泛的现状,保证了特定区域发生自然灾害时，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公司能够利用集中优势，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及时有效地调配资金、原材料、设备、人员等尽快恢复生产，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公司养殖基地所规划建设的养殖场，系规范化、标准化的养殖场，配备了专业的养殖技术人员，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能够很好的防范和控制疫病的发生。通过多年的摸索和积累，公司也总结出了一些应对重大疫情的经验和措施，通过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积极进行市场深度开发，降低成本费用等来消除各种疫情的影响。此外，从2014年开始，公司通过在各区域建立动保实验室，打造云动保体系，实时进行疫情、疾病的监测和预警，指导技术人员更好的服务于养殖户。在2017年，又进一步将动保中心从饲料技术团队中分离出来，使其更加专注于兽医、疫病监测与防控研发。特别地，针对2018年爆发的非洲猪瘟，公司第一时间成立防控专项工作小组，制定全方位全体系的防控措施，全面包含了现有的自营猪场与农户合作育肥场、公司新建猪场、猪料生产单元、内部动保实验室等多个环节的防控措施，从动物营养的源头就开始做好防控。在猪料厂，投入专项资金对洗消、检测、生产、信息等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加强全流程严格消毒，严控调制温度85℃三分钟，同时采购高规格专用运输车、饲料车，实现专车专用、点对点运输，保障运输安全。在公司自有猪场，分类梳理风险载体，明确上百个风险控制点，切断外部感染途径，同时加装摄像头，监控关键环节。对于合作放养户，帮助指导他们升级设施，做好消毒隔离，并提供生活物资代采配送，使其安心做好养猪工作。此外公司在全国范围建立了近20个检测实验室，全面使用荧光定量PCR，及时发现风险因素。二、饲料原料价格波动风险饲料原料的成本占饲料生产总成本的90%以上。在过去，饲料业务占公司营收的比重较大，同时由于饲料行业通常采用成本加价法的定价方式，饲料原料价格的波动还可以部分向下游养殖环节传导，缓解原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随着畜、禽养殖业务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原料价格上涨对公司整体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自2015年以来，全球主要饲料原料产量长期处于历史高位。2018年上半年，饲料原料成本震荡攀升。伴随着阿根廷大豆大幅减产，全球大豆供应收紧，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豆粕现货市场暴涨暴跌，市场波动加剧；国内玉米价格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添加剂（氨基酸）等降幅较大。此外，作为饲料原料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处于起伏跌宕的状态，特别是今年发生的贸易摩擦使得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宗农产品贸易受到影响，也给今后饲料原料的国际贸易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价格波动的风险仍然存在。而在非洲猪瘟的背景下，出于动物营养安全的考虑，将会减少一些高风险原料，例如地产玉米、猪血、猪骨粉等的使用，使原料需求向其他类型的原料集中，这也将会引发这一部分原料价格的上涨。风险应对措施：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饲料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上具备规模优势和一定的话语权。公司在2017年上半年对原料采购体系进行了重组优化，通过新的管理平台，积极开展供应商体系梳理，与多家国内外优秀原料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融资，优化采购成本及相关财务费用。而随着公司在2018年底完成组织架构调整，把饲料业务进行了重组，将使全公司原料采购工作得到更加统一协调的管理。上述举措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原料采购方面的能力，减少原料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三、畜禽价格波动风险公司畜、禽养殖的产成品主要是鸡苗、鸭苗、白羽鸡、白羽鸭、以及种猪、仔猪、肥猪，特别是自2015年来，公司养猪业务发展迅速，在2018年生猪销量已经达到255万头，自养及委托代养的商品代鸡、鸭销量也超过2亿只，使得畜、禽养殖在公司整体营收与利润中的占比贡献更大，畜、禽价格也会更明显地影响到公司的营收与利润水平。生猪价格在经历了2016年的高位运行之后，2017年到2018年进入下行期，特别在2018年上半年一度甚至跌出近8年最低价。尽管下半年的非洲猪瘟造成全行业的产能大幅削减，引发2019年重启猪价上行周期。但由于国家储备肉调控、疫情造成的区域性抛售、大型企业阶段性售猪策略的调整，在2019年上半年仍然造成阶段性震荡。在禽产业方面，2017年由于流感疫情与环保严管导致的被动去产能，从2018年中期开始有所恢复，但由于此前引种量的不足，使得2019年上半年的种禽、毛鸡毛鸭、禽肉的价格都将处于高位。随着产能的进一步恢复以及2018年底以来的引种逐步增长，2019年下半年的种禽、毛鸡毛鸭价格将逐步回落，但禽肉价格将会受到非洲猪瘟导致的猪价、猪肉价格上行的影响而获得一定的支撑。上述不同产品价格水平在不同方向的变化，都将会影响公司的利润水平。风险应对措施：在排除掉偶发性疫情的影响之外，畜、禽价格波动主要取决于养殖供给量的周期性增减。因此畜、禽价格下行的过程本身也是行业里优胜劣汰、部分参与者退出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公司只要做好自身的养殖效率提升，使自己的养殖成本低于竞争对手，那么在价格下行过程中就能相比竞争对手仍能获得更多收益，或者经受更少亏损。当部分参与者退出，总供给量下降，价格重新上行的时候，公司就可能获得比之前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更高的回报。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养殖效率的持续提升，在种禽的只产健雏、养猪的PSY与完全成本等方面，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这将确保公司在畜、禽价格下行期仍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大部分农牧企业不同的是，公司在养殖的下游环节还拥有屠宰加工业务，正好与养殖环节形成对冲。当畜、禽价格下行时，意味着屠宰加工业务的原料肉成本也有所下降，其利润空间则会增大，这也可以适度缓解畜、禽价格下行对公司整体的影响。四、环保政策影响2014年中国开始实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政府对养殖场的整治力度和决心非常大，各地都有对养殖场拆迁、禁养、限养的新规。在中央层面，2015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4月，农业部又发布《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把南方八个水网密集省份划为约束发展区。2016年11月底，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更是明确地提出了“2017年底前，各地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2018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6个督察组，针对环境治理中的重点任务和突出问题，组织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回头看”过程中，各地对养殖场污染排查力度加大，一些养殖户因棚舍设备不达环保标准或废水超标渗排等原因，而被责令停产修复环境或关闭取缔。这些来自环保政策的压力将强制一些环保不达标的畜、禽养殖场退出市场，使养殖量缩减，会给公司饲料业务增长和屠宰业务收购生猪和家禽带来一定影响。公司部分分、子公司通过硬件改造无法经济地达到环保要求，或因已处于禁养区域而不再具有市场基础，也会导致一些分、子公司的关停。但从长远看，由于这些环保不达标的落后产能的退出，将使继续留在行业内的优秀生产者获得更好的盈利能力，对全行业仍有积极意义。风险应对措施：公司针对养殖市场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全力掌握存量，通过转换饲料营销模式，成立养禽、养猪服务公司，充分发挥产业化配套与综合服务的优势，加强与符合环保标准的大、中型养殖场和养殖户的合作。在养殖新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把生态、环保、高效、安全作为项目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帮助养殖户改造、建设符合更高环保标准要求的棚舍，提升养殖效益，积极带动国内畜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增量，借助公司在全国范围的已有业务布局，在环境适宜区域通过新建、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培养新的畜禽养殖基地，确保公司的养殖资源稳定。五、食品安全事件风险食品安全事关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影响企业声誉和经营的重要因素，对食品企业来讲，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食品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任一环节如果出现疏忽，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或事故，都会导致企业存在被追索、诉讼或受到相关处罚的可能，甚至影响企业的品牌和美誉度，从而对企业的业务、财务状况、股票价格或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015年10月1日起，修订版《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新法从原来的104条增加到154条，被称为“史上最严”，也标志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8年爆发的非洲猪瘟，又给食品安全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非洲猪瘟本身不是人畜共患病，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在经过常规加热烹饪之后也对人没有任何危害。但由于当前对非洲猪瘟依然没有完全有效的防控措施，而猪肉及其制品又是病毒的主要载体之一，因此在生猪回收屠宰、猪肉运输与贩卖过程中，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做好非洲猪瘟防控。风险应对措施：一直以来，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在公司被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司严格要求把食品安全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高度重视，极度认真，把食品安全切实落实到实际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2015年2月，公司成立了安全环保部以保障产品的安全、健康和环保，推动公司长期和可持续发展。公司还投资1亿元，将“三级”检测体系的设备更新换代，新增5个区域性检测中心，各分子公司化验室也增员、增物，保障了对食品产业链资金、资源和人才配置与投入的科学合理，初步建立了比较先进的科学、高效、安全、健康的环境管理体系，使食品安全组织管理、高端设施、流程管理、关键环节控制等都实现了升级。公司目前已经打造出一条从饲料、畜禽养殖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管控链。2014年，公司的“倍有滋”品牌鸭肉率先在国内实现全程可追溯；2015年，公司旗下的成都希望食品成为第二批“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国标试点企业。此外，公司的安全环保体系还主动与国际接轨，在2016年的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中国区首次全员会议上，公司被推举为中国区理事会副主席单位，并成为国内首家入选GFSI全球董事会成员的中国民营企业，在2016年通过了英国零售商协会（BRC）食品技术标准认证，公司在2016-2017年还连续入选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百家诚信示范单位与管理创新二十佳案例，这些都标志着公司的食品安全工作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同。六、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至今没有出现明显拐点，最近4年GDP增速都在7%以下，2018年全年GDP增速为6.6%。中国宏观经济进入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新常态”。同时在去杠杆、强监管的宏观环境下，资金面紧张成为共识。信用紧缩使市场的风险偏好大幅下降，信贷更倾向于信誉度更好的国企，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进一步加大。这给公司经营带来三类风险：一是消费需求不足带来产品销售和库存压力加大的风险。经济增长回落对消费信心和部分人群的就业会造成一定影响，对包括肉类等商品的消费需求下降，将有可能影响公司产品销量，继而影响公司总营收。二是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公司的饲料、肉类等产品属于大宗商品，在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需求难以快速回暖，将导致价格震荡下行，除了有可能会影响公司营收外，还会影响公司利润增长。三是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的风险。公司所在的饲料、屠宰等行业属于产能过剩、利润率较低的行业，资金占用量大，而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去杠杆、强监管的大背景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生产成本上升，加大费用分摊和资金占用，会进一步压缩企业盈利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加重、效益下滑。风险应对措施：公司对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需求不振的不利局面有清晰的认识，从2013年开始，公司就开始全面推进创新与变革。在农牧端，淘汰落后产能，进行产品瘦身，坚持有效经营，控制成本，同时提升猪料、水产料等高毛利料种占比，提高饲料盈利水平；在消费端，优化产品结构，在屠宰板块提升畜、禽肉食鲜品销售比例，同时加强食品开发能力，加大食品深加工业务的比重，此外还推动渠道多元化发展，加大面向餐饮、商超等大客户的直供比例，强化终端需求表达，体现产品溢价能力。此外，针对国内市场发展放缓、市场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公司加快了在国外投资的步伐，积极把握其他新兴市场的成长空间。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继续加大投入，陆续有一批饲料工厂投产或新建，在个别国家也启动了包括种禽养殖、生猪养殖在内的产业链配套业务的发展，公司的海外业务也取得了较好业绩，其饲料产品的销量、销售收入都有明显增长。七、汇率波动风险当前饲料生产的原料全球化采购程度越来越深，饲料企业在玉米、大豆、乳清粉、鱼粉、DDGS等国外供应为主的饲料原料采购方面，受到汇率影响越来越大。同时，本公司相比国内同行的国外业务规模较大，在对外投资与国外的生产经营中，涉及的跨境资金往来与结算额度也越来越大，从而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事件影响，人民币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增大，这种上下震荡对公司的外汇管理带来了较大影响。此外，在公司现有业务的中东几个国家，由于东道国政局动荡与外汇政策调整，其本币对美元汇率也出现了较大贬值，给公司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风险应对措施：为应对日益扩大的海外原料采购与投资经营需要，公司从2016年开始将以新加坡公司为基础，打造国外商贸中心与投融资中心，在新加坡平台上积极开展国际性原料集中采购、国外直接融资、供应链金融、外汇风险管理、以及原料采购风险管理，减少国外业务资金往来所受到的汇率波动影响。同时，在国外的生产经营中，公司也进一步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我国政府驻外机构、东道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与沟通，及时辨识东道国本币汇率的走势，并通过国外本币直投等方式缓解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八、人力资源风险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公司从传统农牧企业向农牧食品一体化企业转变，公司将面临新业务领域中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食品零售终端、互联网平台等新兴领域人才储备不足的风险；二是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员工的薪酬也成为公司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三是公司是中国农牧行业的标杆企业，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随着农牧行业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强，以及近年来各种跨界资本进入农牧行业，各类企业对人才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特别是掌握市场和技术资源的高、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关键人才，他们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流失会给原所在企业带来严重损失，最终可能影响到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力。风险应对措施：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已将人才培养和组织激活作为公司长期战略任务予以重视。公司加大了新业务领域人才招聘力度，同时积极展开跨行业培训学习，丰富公司现有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在公司的战略转型期，通过激励组织，搭建经理人发展平台，激活内部创业激情，创造员工多样化的成长平台。此外，公司还通过精岗增效、精益化、优化产业链设计、组织扁平化，实现人均效率的继续提升；通过构建竞争、选拔、淘汰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职业经理人发展通道；通过构建合理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及价值分享机制，并在2019年上半年启动股权激励计划，打造员工与公司成长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