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直接催生证监会

　　“差点关了股市”

　　一份就深圳股市狂热现象的内参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了调查组前往深圳实地调查。调查报告的建议，使得股市能够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我国进行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主要是在上海和深圳。当时可以进行股票交易的地方，上海最早是在工商银行(601398) 信托投资公司黄浦路营业部，深圳1988年开始股票柜台交易，具体是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红荔路营业部。

　　当时深圳可以交易的股票只有5只，其中包括一家由深圳十几家农村信用社改组而成的股份制银行，这就是深圳发展银行。除了深发展，另外4家分别是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当时万科只从事贸易、服装等业务，还没有进入房地产行业；安达是运输公司，金田也是做贸易的。

　　最初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人们对股票并不了解。但随着交易的活跃，去的人很多。大家通过交易股票后，发现买股票不仅可以分红，而且还可以从买卖股票中赚钱。在当时的情况下，深圳几只股票分红的比例很高，为了扩张股本，还有送股和配股，加上股票的价格在涨，所以投资收益率相当可观。

　　然而，事态很快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炒股票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狂热，包括机关干部和群众，很多人都不去上班了，天天去红荔路营业部关注股市。那时候，交易还都是通过人工写牌来报价，写在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一块大的白色牌子上面。每天发放200个号，大家排队领号进去交易，很多人一大早就去排队，希望能第一个进去交易。由于没有规范的交易制度，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由于没有规范的过户机制，有人会毁约，结果导致争执甚至打架斗殴。优厚的分红派息方案以及发行数额供不应求，勾起了人们的股票发财梦，炒股之风盛行，交易场所人山人海，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这就出现了第一次股市“狂热”现象。

　　某报当时驻深圳、珠海、汕头特区的一位首席记者就此事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内参中描述说，深圳炒股已经出现到“万人空巷”的程度，甚至有些香港的老鸨，生意都不做了，跑到深圳来炒股票，“因为做生意赚钱不如炒股票来得快”。深圳股市狂热现象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深圳股市到了还搞不搞的重要关口。由于深圳的柜台交易是自发形成的，如果股票交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的改革、对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没有好处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停止。

　　经李鹏总理批示，国务院决定派由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前往深圳实地调查，我就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之一。审计署方面的成员有肖远才司长、刘敬文处长，人民银行方面有金建栋司长，金颖处长。调查发现，深圳股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极端不平衡。因为当时是试点，只有几只股票进行交易，而从事柜台交易带来价差的好处，一下子激发了人们买股票的欲望，有大量的储蓄资金转化为购买股票的需求。根据计算，当时流通的5只股票的市值只有1.5亿元，而深圳当时的股市存款已经有80多亿元。供需的不平衡导致了股价的疯长。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股票分红收益很高，年分红在20%左右，远远超过储蓄存款的利率，加上有相应的送股，导致泡沫一下子就起来了，让老百姓(603883)觉得如果有钱投进去，马上就有非常高的回报，没有风险的概念。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易不规范。没有交易记录，所有的交易都是靠手写，买股票靠柜台小姐来决定哪些能成交，哪些不能，没有严格的报价与交易制度，没有严格的交易监控制度，没有起码的信息披露制度，没有严格的成交确认制度。

　　调查完后，1990年7月份，审计署和人民银行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问题”的报告，既反映了当时深圳股票市场试点许多不规范的现象，同时就扩大股票发行规模、完善税收制度和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提出了调查意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所。参照国际上规范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股票交易必须要有规范的交易场所、完善的交易制度、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以及对投资人的登记注册制度。中央也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决定让深圳和上海两地来起草这些制度。那时候大家都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对于股票市场这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大家都没有观点，没有看法。走在前面的人压力很大，还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当时小平同志在深圳、厦门关于股票市场问题的谈话就是在当时的困惑背景下讲的，对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试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报告写上去，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深圳股市试点未作明确批示，虽然没说“行”，但也没说“不行”，深圳的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试点得以继续进行。在这其中，社会各方面的很多人士起了很大作用。比如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他借着江总书记带着各部委负责人参加深圳市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的机会，在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向江总书记就股票市场问题谈了两个多小时。江泽民总书记同意股票市场继续实验但不扩大。

　　此外，深圳市政府对继续保持深圳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的改革做了很多努力，向相关部委做了很多汇报。

　　证券委的“雏形”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制订股票市场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审定股票发行的规模，根据国家计划，确定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审定全国股票市场的管理办法；协调各部门的关系；通报上海、深圳市场的运作情况，研究解决出现的重大问题

　　1990年春，16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设立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但没有引起注意。后来，经过深圳股市“狂热”事件和上海发售股票认购证事件后，中央确定上海和深圳可以作为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城市，人民银行担负相应的监管职责。但是人民银行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所以，当时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的请示》，经李鹏总理、李贵鲜国务委员和罗干秘书长批示同意，设立了我国最早的证券市场管理决策机构——股票市场办公会议，这可谓是证券委的“雏形”。股票市场办公会议设在人民银行，由8个部委参加，协调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公开发行问题。

　　最早的股票发行试点是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之所以要成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是因为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不是一个单一性改革而是综合性改革。如果仅仅是股票发行，由人民银行监管没问题，但事实上，只有进行股份制改革后的企业才能发行股票，而改制就复杂了，人民银行一家是管不了的。

　　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在当时是新鲜事物。从体制上看，国有企业都是国家拨资金形成的，由财政部管，要是财政部不同意，企业就没法进行股份制改革；同样，既然是国家拨的钱，由谁来评估，可以折合成多少股份，就牵涉到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以后，它的工商登记怎么办，以前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没有股份制企业的登记注册制度；如果企业股份制以后有外资进入，或者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又牵涉到当时的对外经济贸易部；此外，还涉及税收部门、体改委、计委等。

　　所以说，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改革，实际上是对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股份制试点企业从资产评估、资产重组、登记设立、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应的股本怎么折算，到如何建立“新三会”，改革“老三会”，虽然只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但牵涉到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突破，实际上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因此，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试点在当时光靠一个部门管是不行的，有必要建立一个协调机构。

　　“8·10事件”直接催生了证券委和证监会

　　1992年8月10日，在深圳有关部门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过程中，由于申请表供不应求，加上组织不严密和一些舞弊行为，申购人群采取了游行抗议等过激行为。国务院紧急作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

　　1992年2月后，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随后各地股份制公司很快地发展起来，出现了新一轮股票热。同年8月10日爆发了深圳的“8·10事件”。 （编者按：本报8月18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报道曾做过相关专题。）

　　1992年8月10日，在深圳有关部门发放新股认购申请表的过程中，由于申请表供不应求，加上组织不严密和一些舞弊行为，申购人群采取了游行抗议等过激行为。国务院紧急作出反应，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了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与证券市场有关的各项工作，同时负责组织拟订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草案；研究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定证券市场发展规划和提出计划建议等。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证券委主任，国务院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第一任证券委委员。另外还成立中国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策执行、规则的建立等等。

　　在研究证监会设置的过程中也借鉴了国际经验。日本是在大藏省下面设一个金融局，金融局下面设一个证券监管机构。美国的监管机构既不隶属于中央银行，也不隶属于财政部，而是直属于国会，主席由总统任命。英国则是在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下设一个管理部门。我们发现大部分国家的证券监管部门都是半政府部门，那我们的监管机构就不能是纯粹的政府部门。证监会当年就是在这种讨论中成立的。

　　有很多国际友人给予了我们帮助。当时在中国的外资银行、香港的证券公司如新鸿基证券和渣打证券、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等，都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建立有过很多建议。中国的证券市场和监管机构，就是这样，在多方参与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来。

　　当然，最重要的是党和国家政府部门，尤其是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如国家计委、体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建设和证券市场国际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身在政府部门的很多人，是富有改革精神的，当股份制这种新的模式在中国出现后，这批人的推动等于是在改革自己所在的部门，对于证券市场整体架构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届证监会成立时，还没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工作人员不多，部门也不多。首任主席刘鸿儒称，“连办公经费都是借的”。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第一届证监会所作的工作，用刘鸿儒的话来说，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不是某个天才的智慧成果，也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生，而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投资者自发推动而起的。现在回过头看，会觉得当时做得都很粗糙，但在当时条件下，已经是很大的创新和突破了。

　　统一监管体制的建立

　　1992年5月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是最早对证券市场实施统一监管的机构。

　　1992年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对证券业行使管理职能。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撤销。

　　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决定对全国证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原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证券经

　　营机构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

　　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其职能归入中国证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