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宏观：风起粤港澳大湾区 开放待深圳执牛耳

　　【国君宏观】风起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待深圳执牛耳

　　来源：国君宏观

　　文：国君宏观团队

　　导读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新一轮改革新支点，深圳更需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摘要

　　1．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及中美经贸关系变局之年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探索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与重要支点，其建设已上升至国家级战略，其发展空间巨大。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均具有重要地位，是最具有辐射力的城市，具备迎接新一轮开放浪潮的能力。

　　中美贸易战背景促使我国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而深圳正处于扩大开放前锋。

　　深圳通过不断深化深、港经济合作，加快“深港”、“深莞惠”一体化进程，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2． 在统筹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及新一轮改革开放试验方面，深圳无疑可以发挥更重要的领头羊作用。因此，一方面深圳需要在体制创新方面做出新贡献，另一方面深圳发展受限的因素（如狭长城市难有产、研协调发展）应该在接下来区域协调发展中加以解决：

　　可以加深深圳、东莞和惠州的区域紧密合作，甚至可以在行政上提升为直辖市，形成核心城市圈，进一步带动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深、莞、惠一体化，可以协助整个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产、学、研良好互动，进一步打造我国第一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实力。

　　这个对资本市场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三地的上市公司将会获益匪浅。

　　正文

　　引言：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之下，在高规格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之下，深圳将发挥更大甚至龙头作用，这就需要改变当前深圳发展受本地地域较窄的限制，预计深圳可能和东莞、惠州有更大的产业合作，如建立共管的产业合作区，甚至也不排除将两地部分地区划归深圳而成为直辖市的可能。

　　从经济发展的需求来看，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发展的深圳，已具备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从经济意义上来讲，让深圳发挥更大的龙头作用，一方面可以把粤港澳大湾区开发提升到新的台阶，也可以增强市场对改革的信心，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无疑是执牛耳之举。

　　1．我国城镇化进入城市群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空间巨大

　　随着城镇化率增速回落，我国正经历从城市化到城市群阶段的转变，城市群发展战略将是我国接下来城市发展的核心。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着起步晚、发展速度快的特点，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4%，户籍城镇化率达41.2%，但增速已于2012年前后越过拐点，城镇化脚步放缓，处在中高增速区间（图1）。

　　　　“十三五”规划中指出，我国未来将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将在全国范围内共打造19个城市群，城市群的加速发展已被纳入国家规划层面。

　　其中，“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叠加区域将成为未来中国核心城市群，即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五大城市群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但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五大城市群占国土面积11%，人口占总人口的40%，经济总量达到全国经济总量的近60%（2015年数据）。但从横向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五大城市群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城区面积占整个地区比来看。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这一指标尚不到20%，而成渝、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略高些，25%-28%，但相对于纽约-华盛顿城市群（30%），尤其是东京都都市圈（63%），仍显得较低。

　　其次，从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密度来看。虽然五大城市群的人口密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43人/平方公里），也高于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城市群（295人/平方公里），但相比东京都都市圈（2665人/平方公里）的水平，仍相距甚远。

　　再者，从城市群对全国的经济贡献来看。我国五大城市群中GDP占比最高的长三角城市群也仅为20%，和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持平，远低于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72%），而其他四个城市群的GDP贡献尚不足长三角城市群的一半。

　　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亦有很大空间。通过NASA发布的夜晚灯光亮度比较图，我们发现珠三角比较均衡；长三角总体也很均衡，但安徽逊色，京津冀地区中，河北有很大空间。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显示出省会等重点城市明显好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但整体发展程度亟待加强。

　　　　人口将继续向城市群流动。城市的人才和产业集聚将极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城市发达的就业吸纳能力和优质的公共资源是人口流动行程“聚集效应”的根源。五大城市群常住人口仍在持续增长，增速加快。

　　五大城市群除长三角外，常住人口增速出现加快，但部分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增速放缓，这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有关。

　　五大城市群中人口净流入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净流入数量仍在扩大，人口净流出地区（长江中游、成渝）的人口净流出数量在减少。这表明人口向五大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仍将继续。

　　　　2．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至国家级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指的是以珠三角为基础，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湾区内9个珠三角城市加港澳特别行政区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的4.9%，经济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3%。

　　　　粤港澳大湾区是内地、香港进一步融合的平台，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粤港澳大湾区11个区域分属不同关税区。依托香港、深圳两大龙头，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建立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密度、人均GDP、土地产值均高于国内的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大概只相当于纽约湾区的1/3、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世界三大湾区在其国家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地面积和人口容量都具备较大规模。

　　　　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战促开放之时，深圳改革开放执牛耳3.1深圳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为其进一步开放奠定基础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主要事件和特点如表4所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深圳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圳速度”和“深圳质量”。

　　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1979-2017年间深圳总GDP从1.96亿元增长到22438.3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7.88%，明显高于同期内全国GDP同比增速。

　　深圳于2017年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GDP体量突破 2万亿大关的城市。核心城市只有经济体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外溢效应。目前国内仅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GDP达到2万亿规模。

　　据此判断，目前深圳已经能产生较大的辐射周边作用，具备迎接新一轮开放浪潮的能力。

　　　　深圳逐渐形成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结构。

　　2017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超过75%；第三产业占比在2008年超过50%，在2016年达到60%。其中，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在 70% 以上。

　　　　深圳坚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初步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深圳出口连续2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在创新发展与人才储备方面，创新驱动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深圳是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首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3.2 深圳将引领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我国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

　　7.31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要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

　　接下来相当长时间内，甚至数年之内，我们可能会面临全球贸易混战的局势，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将在谈判、缓和、再升级的循环中不断反复，我们仍然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们认为中国将内修改革开放、外领自由贸易来应对特朗普效应带来的挑战。

　　4．“深、莞、惠”一体化升级影响几何4.1对深圳、东莞和惠州经济的影响

　　4.1.1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重庆直辖市打造产业集群、助力西南地区发展

　　建立重庆直辖市，对区域内的经济、产业、城市化和城乡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多方联动的新格局。设立直辖市后的十年间，长江经济带带动内陆城市对外开放，对重庆市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重庆于1997年成为直辖市，合并了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有20个贫困县和近500万贫困人口被划归到重庆市范围内。

　　由于设立直辖市后贫困人口占比较之前大幅提高，使得重庆市总体GDP被拉低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2013年成为重庆经济的新拐点，GDP增速、人均GDP增速等均保持在全国水平之上，2017年重庆GDP和人均GDP分别已达1997年的12.9倍和12.1倍。

　　　　1997年，重庆城市化率仅为29.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城市化进程取得成果。重庆于2017年达到64.1%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

　　总之，重庆直辖市形成了较完备的集群化产业链条，对于助力较落后的西南地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成都成为成渝都市圈的两大增长极，辐射两级连线的7个中等城市。

　　4.1.2 对深圳、东莞和惠州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2009年，“深莞惠一体化”的提出加强了深圳、东莞、惠州这三个邻城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协作。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惠州、东莞等周边城市的发展。

　　在经济方面，东莞、惠州和深圳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增长速度，这两个城市有较大的发展潜力。2017年，东莞GDP比增长8.2%，高于全省7.5%的平均水平。惠州GDP增速相仿。在人均GDP方面，惠州更表现出追赶之势。

　　　　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将有利于两市更好地发挥人口转移功能，也有助于其吸引人才，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

　　2016年，东莞市常驻人口达到826万，在珠三角九个城市中仅次于广州、深圳。根据东莞市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将达到850万，每年净增常住人口6万人。到2030年，预测实现城镇化率达90%以上。惠州力求在2020年完成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65%的目标。

　　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将带动两地的创新发展、产业转移与转型，对完善两市产业链起到重要作用。

　　东莞的第一产业占比极小，第二、三产业基本各占比一半。东莞相比香港、深圳和广州经营成本更低。目前，东莞正努力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力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业中心。

　　惠州第一产业占比较小，从2005年的10%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平稳，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近年来，惠州逐步完善了产业体系。深圳地铁延伸至惠州市，有利于惠、深间的物流、贸易与人才流动等。

　　　　深圳可以发挥更加明显的辐射作用，通过产业转移、公共服务合作等形式增强两地的税收能力，为两市创造更为健康的财政条件。

　　深圳开放地位的加强可以提高东莞的国际化程度，扩大其内销渠道，助力东莞形成更良性的贸易结构。目前，东莞逐渐改变低层次加工贸易发展格局，努力完善贸易结构，注重提高内销占比。

　　　　4.2对深圳、东莞、惠州三地上市公司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深圳龙头地位和作用的强化将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形成，这对于注册在深圳及周边城市（东莞、惠州）的上市公司也是重大利好。

　　房地产行业无疑将最先受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不断推进，将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市群迁移。这部分新增人口对房地产需求稳步增长。同时，土地估值也将迎来政策红利期。

　　公用事业行业将紧随其后。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仓储运输、服务业开放平台。城市间协调发展促使轨道交通、大型交通枢纽的建立成为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金融业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粤港澳三地达成分工合作后，有助于激发深圳科技产业和新制造业的潜力。此外，深圳也有望与香港、澳门形成区域金融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