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这几个国家是如何从高收入经济体降级的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

　　最近，我在研究这些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变化时，惊讶地发现，这些年来，世界银行把高收入经济体的跨入门槛降低了，如最高的门槛应该是在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12745美元，之后逐步降低至2017年的12055美元，去年的标准又调高至12375美元，但仍低于2013年时的标准。为何在全球货币发行总规模越来越大、通胀延续的趋势下，但高收入门槛却不升反降？为何有些已经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国家又被降级呢？本文试作探讨。

　　本币贬值是这些国家“降级”表象原因

　　回看历史不难发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汇率的稳定性。例如，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包括日本、加、澳、欧元区、英国、瑞士、瑞典等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对美元的汇率水平(主要指数)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偏离，其超稳定性堪称奇迹。

　　但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水平(OTIP指数)则大幅贬值，同期大概贬值了70倍左右(主要是俄罗斯的卢布大幅贬值)，这说明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稳定性比较差。

　　不同发达经济体美元指数与新兴经济体美元指数天壤之别

　　数据来源：IMF，中泰证券研究所

　　主要指数包括日本、加、澳、欧元区、英国、瑞士、瑞典，其中日元85年秋之后的升值

　　OTIP指数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其中人民币05年中期之后的升值

　　即便从最近20年看，俄罗斯的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也贬值了200%，即从22:1达到66:1；巴西的雷亚尔贬值了120%、南非的兰特贬值了148%。如此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使得以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就大幅缩水。

　　巴西、南非、俄罗斯三国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货币贬值只是表象，可以直观解释南非、巴西、俄罗斯等国从高收入经济体中除名的原因。但本币大幅贬值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更值得研究。

　　金砖三国，成色不足

　　“金砖四国”这个词是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

　　应该说，金砖四国外长于200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英文名称定为BRICS，于是，金砖四国变为金砖五国。在金砖五国中，南非、俄罗斯、巴西都曾被纳入到高收入经济体中，但之后则由于出现经济危机等原因，本币大幅贬值，进而又退居为“中高收入经济体。”

　　从下图中发现，巴西在1980年的时候，GDP在全球的占比达到3.61%，如今却只有2.8%；1990年俄罗斯GDP在全球的占比为3.73%，如今只有2.08%。上世纪60-70年代，南非曾经全球的发达经济体，也是非洲国家中经济体量第一的大国，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渐衰落。

　　南非、俄罗斯、巴西GDP在全球占比(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三个国家的衰落，与其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有关。如南非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过快，从1994年的38.2%降至2018年的27.7%。南非经济的衰退，大背景是80年代苏美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之后到了1994年，长期执掌南非政权的布尔人被赶下了台，黑人当家作主，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这又使得部分白人精英逃离南非，计算机、生物医药、【航天科技(000901)、股吧】、军事科技、纳米技术、工业制造等高科技人才流失，使得南非在全球的经济地位逐步下移。例如，在南非的出口结构中，工业品出口占比从2007年的77%，下降至2018年的64%。

　　南非的三次产业变化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巴西也有类似现象。2004年巴西第二产业的占比为24.3%，到2018年降至18.4%，原本第二产业占比就偏低，如今更低了。从出口结构看，1990年巴西的工业制成品占比达到56.4%，2018年降到了36.6%，初级产品的出口则从27.3%上升至50.4%。也就是说，巴西经济更加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

　　巴西出口商品结构图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商品结构看，“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矿砂、矿渣及矿灰”，三者均加总，进口占比达到了83.3%。也就是说，农产品、铁矿石等占比很高。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均优于南非和巴西，但为何俄罗斯经济总是在低位徘徊呢？俄罗斯也是一个资源大国，据统计，石油探明储量65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2-13%。森林覆盖面积8。 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50。 7%，居世界第一位。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水力资源4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

　　或许由于资源过于丰富，俄罗斯经济也高度依赖资源出口，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2018年俄罗斯商品出口额排名全球第14名，与其GDP水平基本相当。但其制造业中，除了重工业尤其是军工比较发达之外，其他的依然还是很一般。

　　2000年，普京在总统大选时说道“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并计划在2020年成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万美元的发达经济体。如今，大约只实现了目标的三分之一。其中，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卢布大幅贬值是主要原因。但这些年来经济增长接近停滞，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年来之所以经济增速很低，原因在于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俄罗斯参与地缘政治比较积极，屡屡引发西方国家对它进行制裁，如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从而影响了其经济增长，2015年，俄罗斯又从高收入经济体跌回成中高收入经济体。

　　总体看，巴西、南非、俄罗斯三国从高收入国家跌回到中高收入经济体之后，似乎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与2000年初甚至与2010年相比，“金砖”的成色已经淡去很多，今年前三季度，这三国的GDP增速都接近于零，比发达经济体增速都慢。

　　发展中国家“逆袭”失利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成为高收入国家或经济强国的梦想，但二战之后，成功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而且，成功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所覆盖的人口数量也十分有限，如亚洲四小龙，人口加总也就一亿多；再加上一些盛产石油的国家，靠资源优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迄今为止，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数量只占全球人口多16%左右。

　　然而，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冲刺的过程中失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土耳其、伊朗、南非、俄罗斯等国，发现这些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有几个共性：

　　首先是工业体系不够完善，制造业不够强。制造业不强，要么工业品出口不行，要么进口替代不行，这就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导致外汇储备不足，诱发货币贬值。

　　相比之下，二战之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最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制造业的强国，在家电、汽车、造船、电子等产业具有很强的优势。换言之，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与他国的商业竞争恐怕避免不了，而且，一定要通过竞争获得优势，并在某些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高增长，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商品出口第一大国。因此，中国经济总量占金砖国家的比重维持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GDP份额都无一例外的降低了(上图)。

　　其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存在国家治理结构缺陷。发达经济体通常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高度法制化，保持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因此，高收入经济体中，绝大部分是西方国家。但不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伊朗，曾经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高度开放的现代化高收入国家，但经历了伊斯兰革命之后，却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目前只有5200多美元。此外，拉丁美洲国家也多次经历了民主政体与军人统治的交替体制，产生了很多弊端。

　　宗教力量过强，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四大宗教中，佛教和基督教对教徒的约束相对有限，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似乎对教徒的影响比较强。当人的经济行为与宗教行为相抵触时，如果屡屡要服从宗教的旨意，那就导致人们行为的不经济。这也是为什么高收入经济体中基督教国家所占比重较高的原因，当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也早就步入了高收入经济体。

　　第三，不专注于发展经济，为争取在全球获得更多话语权而屡屡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典型的如白人统治下的南非，如今的伊朗等。前苏联也曾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国家解体之后，一度陷入混乱局势。即便到如今，俄罗斯依然参与到一些地缘政治中，军事力量的介入，导致西方国家对其采取制裁措施，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第四，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研究发现，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4以上，但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则在0.4以下，基尼系数越高，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如南非已经到了0.6。

　　主要经济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收入差距过大，或导致中低收入阶层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得消费增速过低，影响经济增长。例如，印度的收入差距过大，使得该国经济波动较大，今年3季度的GDP增速仅有4.5%，与2017年7%以上的增速，大幅回落。智利也是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其首都圣地亚哥，由于地铁票上涨，引发骚乱。

　　总之，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不被淘汰出局，需要从做大做强制造业、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和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多管齐下。

　　（文章来源：中国基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