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3万亿元私募规模3年暴增6.27倍

　　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表示，部分备案机构对私募本质认识不清，将基金资产置于严重的利益冲突风险之中

　　本报记者 赵学毅

　　12月2日，在第四届中国（宁波）私募投资基金峰会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表示，我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令人瞩目，各类私募基金管理总规模由2014年12月末的1.49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11月末的10.83万亿元，不到三年暴增6.27倍。不过，私募基金申请机构存在不少问题，对私募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防范利益冲突等。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管理人和基金的内部治理，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将利益冲突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

　　据基金业协会披露，2017年年初以来，私募证券、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登记数量明显增长，平均每月新增机构登记申请759家，比2016年增长56.3%，每月完成登记484家，比2016年增长60.5%；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月度登记数量比2016年增长37.1%，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月度登记数量比2016年增长72.2%。从分布上看，私募证券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FOF的占比分别为12.4%、46.5%、4.5%和13.4%；其中，股权、创投类基金及其FOF合计占比58%，已经成为私募投资基金的主流。从投向上看，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私募股权和创投类基金投向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运用、资本品、房地产、其他金融和交通运输，合计占比超过50%。创业投资基金58.7%的资金投向1.4万余家中小企业，42.5%的资金投向1.1万余家种子期、起步期的企业，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洪磊表示，2017年，基金业协会增加了私募登记备案工作人员，并分类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标准化反馈和办结效率要求，但申请与受理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2017年以来，私募登记备案热情不减，平均每月新增机构登记申请760家，产品备案申请2520只。压力更大的是，有大量申请机构存在各种认识误区或基础性治理问题，尤其突出的是对私募基金的本质认识不清，业务模式不清晰，不知晓或无法执行基本的内部治理、风险控制和利益冲突防范制度，给行业埋下风险隐患。

　　“防范利益冲突是基金管理人践行受托义务的底线要求。”洪磊解释道，对于基于信托关系的各类基金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受托资产的利益，次要利益主要表现为基金管理人的机构利益或具体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次要利益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但是当次要利益被置于主要利益之上时，就有可能侵害主要利益，构成违背信义义务的利益冲突。

　　对此，基金业协会从三方面入手，推动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服务机构正确认识行业本质，共同完善基金治理，保护投资者核心利益。

　　一是强化内控制度要求，切实防范利益冲突。私募基金管理人是防范利益冲突的第一责任人，应当秉持专业、独立、制衡、有效原则，建立符合展业需要的内部治理架构和内部控制规范，公平对待所管理基金和各类投资者，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为此，基金业协会调整了申请材料的形式审查要求，要求申请机构提供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以此引导私募基金申请人重视自身治理，有效建立防范利益冲突、落实受托责任，这是行业自律的第一道防火墙。此外，实践中正在逐渐清晰不予备案的相关情形，比如，对涉嫌非法集资、合伙型私募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直接担任基金管理人或通过代持成为管理人、私募基金产品担任普通合伙人、基金投资者中出现代缴代付等违反法律法规原则要求的产品不予备案，对违法违规开展金融机构持牌专营业务或者不符合基金业协会自律规则的产品，如进行直接借贷、民间借贷、P2P、众筹投资等，或直接购买商品房出售获取差价等的，不予备案。

　　二是维护基金的本质，强化专业化经营要求。基金的本质特征是集合理财、组合投资，管理人要做到卖者尽责，投资者按基金份额和约定承担风险并获取收益；对于私募基金，还要坚持非公开募集和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原则。从基金的本质出发，任何基金产品都不能对投资者保底保收益，不能搞名股实债或明基实贷。实践中，鉴于私募基金管理人股东控制权复杂、资金来源多样、管理人内控薄弱、兼营一级和二级市场业务冲突大于互补的现实，基金业协会要求私募证券、私募股权和其他私募业务分类经营且不得兼营，对其采取有差异的分类审核标准，既是为了避免在管理人层面出现重大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风险，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基金的本质，推动行业专业化发展。

　　三是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坚持强化风险警示，建设多渠道警示体系，帮助投资人提高防范投资欺诈的能力。基金业协会与四大证券报、新浪、腾讯、搜狐、和讯建立同步公示机制，形成报纸、网络、两微一端联动，将失联私募机构警示第一时间推向公众。

　　“发展现代金融，资产管理业必须在直接融资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只有保证受托义务得到履行，才能奠定行业发展的长久根基。”洪磊最后表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下，私募基金行业治理既不能走变相行政许可、依托国家信用背书的老路，也不能走简单放任、一备了之的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