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岩资本：《我不是药神》背后，新药研发步履维艰

　　　　电影篇：谁是反派？

　　谁是反派？走出电影院，大概很多观众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影片中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但对比代表弱势群体的程勇一方，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卖着高价药，贪婪又无情。但药企真的是坏人吗？

　　“一个电影里总会有一个‘反派’出口。你得有一个让观众喜欢的人，也得有一个让观众不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他坏。”面对部分来自医药界的质疑和不满，文牧野如此回答。他承认这样设计确实有商业层面的考虑，但同时也强调，真正好的电影应该做到没有人错。医药代表其实并不是反派，而是因为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足足写了两年半，文牧野和宁浩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其中一稿剧本，文牧野把反派设置成了黑社会，宁浩非常怀疑。他就像一面镜子，负责给文牧野提问题，“你真的觉得你头发梳好了吗？你真的觉得你的鞋不需要换换颜色吗？”具体到反派的设计，宁浩一直在追问文牧野，“如果反派是黑社会，这就变成打黑的故事了，这事好像不是那么个指向。它最后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还是一个具体的事物？”

　　双方纠结到最后，结局是重写。“其实当时已经准备往下一步推动了。我说还是先停一下，先把这件事搞清楚。”在宁浩的提议下，这稿剧本终究还是没能拍出来。

　　最终，那顶模模糊糊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头上。准确地说，是把医药代表设置成了主角的对立面。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中国向来有人命关天的说法，任何事情在生死面前都可等闲视之。“我们很尊重知识产权。但是我相信，如果要在知识产权与人命之间抉择，我可以放弃知识产权。只有打这个点，整个故事才有一种力量，这不仅仅是为了具体层面的戏剧冲突。”宁浩说。在他看来，现在的故事里并没有反派，警察、法官、医药代表……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我不是药神》的结尾，程勇被抓，受惠于他的病人们站在路边，上演了一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戏码。归根结底，故事最终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赎，而非对医疗体制的反思和批判。

　　　　现实篇：艰难的新药研发

　　2008年，美国上映了一部真实改编的传记类电影。

　　这部叫做《生存证明Living Proof》的电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研发征程。早在1982年，来自MIT的Robert Allan Weinberg和来自孟买的拉克希米查戎帕代博士，在老鼠的神经母细胞瘤中分离出了一种致癌基因，命名为neu基因，然而当时科学家们并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后来，德国科学家Axel Ullrich又重新发现了Robert Allan Weinberg的neu基因，但依然没想出该如何运用它。而没有任何商业化价值的研究，对药企来说都是“疯狂的研究”，基因泰克对这个项目并没有关注。Axel Ullrich在1996年的一场学术会上，报告了分离neu基因的故事，台下有位Dennis Joseph Slamon的肿瘤学家，他有一组癌症可以测试活跃性，这一下刚好可以和Axel Ullrich的理论衔接上。然而当时医药界在肿瘤治疗上的惨败，让基因泰克有点望而却步，大笔资金打水漂的事做的太多，只有一点点星光的研发，让公司不愿意再承担一次惨败的风险。

　　公司的不支持，让科学家们孤军奋战，想尽了办法，拿到了少许的经费，筹建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缓慢的推进项目的研发，而这一切或许基因泰克的高管并不所知。后来又加入了免疫学家迈克谢泼德和基因泰克保罗卡特的帮助，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人源化Her-2抗体，融合Her-2、Intercept（拦截）、Inhibitor（抑制剂）三个英文单词，起名为Herceptin，就是如今所熟知的赫赛汀。

　　抗体虽研发出来，后面的临床却依然困难险阻，最开始37名妇女参与了试验，结果因为不理想的效果，只有5个人坚持完成了6个月的试验，这样的结果是无法将临床再进行下去的。奇迹的是，5人中有名叫芭芭拉的患者的效果显着，出院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媒体就此渲染起一阵风，基因泰克受压再次开启临床研究。

　　合力后，终于在1998年9月，FDA批准了赫赛汀上市，20年了，赫赛汀依然是治疗乳腺癌的重要用药，而当初在讲座台下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肿瘤学家Dennis Joseph Slamon博士，为从基因泰克手中获得一分钱的利润，也未曾正式加入过任何一家制药公司，而继续开着尼桑破车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为了纪念Dennis Joseph Slamon博士所作出的贡献，拍摄了这部《Living Proof》，还原了一个重磅药漫长又艰辛的研发之路。

　　　　现实篇：巨大的研发投入

　　每个重磅药的身后，都是数十年数位科学家的心血，有时候是一代代传承的研究，有时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后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研发新药上，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却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机遇和时间更重要，所有人都是在跟生命赛跑。

　　被称为“无良药鬼”的药企们，每年拿出大量的研发费用进行新药的研制，这笔开支经常与公司的净利润持平，有时还略高于公司的净利润。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药企为了长久的生存，所赚所得总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它们在新药研发上的投入则为民众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美股、港股、A股市值第一、第二的公司

　　《我不是药神》电影中格列宁的原型是诺华的格列卫（伊马替尼），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而作为美股市值第二的医药公司，2017年诺华的研发费用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金，比当年的净利润还高出了16.88%。而将营业收入的10%以上用于研发在上市公司中并不罕见。

　　和上市公司不同，生物医药行业的未上市企业很多并不拥有已研发成功并推出市场的产品。没有产品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不存在利润，研发上的支出又数额庞大而且难以看到尽头。大量的医药公司处于亏损的尴尬状态。

　　可无数的科学家们仍然奋斗在医药研发的第一线。这背后除了科学家自身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外，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制度、上市成功后的巨大利润也无一不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

　　泽璟制药董事长盛泽林就曾坦言，尽管过去几年的融资额不大，但所有的资金都用在了研发上。泽璟首选的是新药研发策略，所选择的靶点都经过欧美验证成功，而且可以快速研发成功用于病人。而一旦确定了靶点，在投入上将全力以赴。

　　据悉，泽璟制药的研发管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化学新药，二是重组蛋白质新药。研发管线主要涵盖三个疾病领域，恶性肿瘤、血液疾病和手术止血，包括肝癌、肾癌、结直肠癌、肺癌、食道癌、甲状腺癌、胃癌、鼻咽癌、急性髓性白血病、骨髓纤维化、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血友病、手术出血等。

　　化学新药管线在研药品包括：多纳非尼（泽普生®）、杰克替尼、奥卡替尼、ZG5216和ZG0128等六个产品。重组蛋白质新药管线在研药品包括：重组人凝血酶（泽普凝®）、ZG001、ZG002和ZG003等四个产品。

　　现实篇：谁是反派？

　　谁是“药神”，谁又是“药鬼”，这就像走在黑与白的交界线一样，很难去下定论，要真要扣一个帽子，或许是电影中，并没有详细讲下去的“张教授”的故事。

　　抓住“活”和“穷”，这两个人性的弱点，卖着不合规的假药，为的只是自己利益的驱动，这样的故事，我们也发生过。

　　在药品这个领域，真正的毒瘤，真正的敌人，其实是那些看似有效，实际上疗效不确切，浪费患者金钱、时间的“神药”。一来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为一部分“神药”提供了优秀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此前监管政策的失误，也催生了一批中国特色的“神药”，这些才是当下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还有那些玩着资本游戏本身不创造新药，靠着并购提价肆意搜刮患者的企业。威朗就是这样的存在。2015年9月底，18位民主党众议员要求国会改革委员会传召威朗制药提供与上调药价有关的文件，根据威朗制药最终提交的总计75000页文件，2014年到2015年间，该公司对超过22种“美国处方药”提价，幅度在200%以上。

　　威朗首席执行官皮尔森认为，制药业在不能带来盈利的研发项目上浪费了太多资金。他说，制药企业去收购同行并充分利用后者的现有产品反而更好。基于这种想法，威朗在他手下成了一台并购机器和一个连环提价者——虽然后面这一点皮尔森很少谈及，但确实是威朗公司的另一个战略支柱。

　　皮尔森就任CEO的第一年，威朗制药的研发支出占其年收入的9%。一段时间之后，皮尔森将这个比例降到了3%。（如果能通过收购其它公司来提振股价，为什么要让资金沉淀到测试新药这种事情上呢？）

　　然而2008年皮尔森出任威朗首席执行官的第一天，威朗股价只有13美元，到2015年8月份时已飙升至263美元。而证明皮尔森战略有效的还不止是股价。其它制药公司也纷纷效仿皮尔森。出品万艾可(Viagra)等药物的辉瑞制药(Pfizer)2015年11月宣布出价1600亿美元收购艾尔建公司(Allergan)，这基本是沿袭威朗开辟的道路。这将是制药业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而且一旦完成，艾尔建将变成一家爱尔兰本土公司，可以规避美国企业的各种税负。（不过2016年4月，该收购已宣布告吹。）

　　所幸还有一些明白人。对皮尔森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他所做的无非是掏空研发、玩资本游戏，从那些无法选择买什么药的无助病人身上榨取钱财。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形容皮尔森的行为“非常不道德。”但毫无疑问，这样的策略在短期内为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无论皮尔森道德与否，他已经改变了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