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资本“五年实缴”是当下合理的制度选择

　　自2013年《公司法》全面推行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废除实缴期限制以来，注册资本认缴制在我国全面推开已近十年。注册资本认缴制蕴含着一种“合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曾经广受诟病的企业设立门槛过高、注册资本大量闲置、虚假出资验资普遍等社会问题。这十年间，伴随商事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我国企业设立成本大幅降低，新增企业数量成倍增加，经营主体活力也得到了充分释放，在此前一直严格管制的资本领域，投资者的“营业自由”得到了空前解放。

　　资本认缴制本质上是合同法机制在公司法上的运用，其核心为“尊重私法自治，减少国家干预”——由投资人根据商业需求，自由决定设立企业所需资本数额、自行决定何时缴纳以及缴纳多少注册资本。然而，如同合同法制的有效实施取决于社会诚信一样，资本认缴制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会诚信度的高低。由于部分商事主体诚信缺失，加之配套制度不完善，本来只是一种“商业计划”的认缴期限，在实践中被误认为是一种“刚性的合约期限”，并通过一些法院的司法判决不断强化维持，导致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局限日益凸显。例如，一些投资者在企业设立过程中，约定了过长的缴资期限或者过高的注册资本(天价认缴)，公司登记机关明知不合适却缺乏直接的监管依据，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效果，甚至直接损害了社会诚信。在普通群众公司法知识缺乏、加速到期制度缺失的背景下，这些高注册资本的公司甚至可能成为“合法欺诈”的主体。

　　本次公司法修订采取“灵活规制”的方式，要求公司在认缴注册资本后应当在五年内缴足出资，这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投资者的“设立自由”，但实质上是使“商事自由”重新回归到法治和诚信的轨道上来。这是全面认缴制实施以来的“合法矫正”，尤其是对那些恶意使用注册资本认缴制、旨在欺诈他人的“不怀好意”的投资者，是一种必要的约束。五年实缴期的安排虽然貌似严格，但理性的投资者完全可以根据所在行业的需求，逐步、合理确定创立初期及发展期所需的注册资本数额，以合法增资制度解决未来需要的股东融资问题。因此，这是在维持注册资本认缴制的价值基础上，引导企业真实投资，打击不诚信、夸张投资行为的有效机制。五年实缴的制度安排，辅之以对股东认缴和实缴信息的公示制度，以及催缴制度、股东失权制度、加速到期制度的安排，尤其是，如果再对存量公司辅以理性的实施安排，则不仅可以有效规制注册资本认缴制被部分投资者滥用的现象，也不会因新法的实施而给社会带来过重的负担。

　　就存量公司如何适用五年实缴期的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一种方式是保护其对既往立法的信赖，完全不予调整，同时，以低标准的加速到期制度逼迫其在责任压力下调减过高的认缴金额。此种方式对那些恶意设定不当缴资期限和金额的投资者似无良策，也直接影响立法和公司登记的严肃性；另一种方式则是设定过渡计划，区别不同情形予以柔性解决。一方面，引导那些此前对“出资期限和认缴金额考虑不周”并无恶意的投资人，主动选择适用新法，自主调减过长的认缴期限和过高的出资期限；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故意设定过长出资期限和过高认缴金额”，出资期限、出资金额明显异常、不当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采取“原则监管”的方式，按照诚信原则依法责令其及时调整。如此处理，不会因为立法突然规定五年实缴期限而给经营主体造成过大震荡。

　　从全面推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到有约束的注册资本认缴制，表面上看来是公司资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了2005年，但这不是立法的倒退，而是立法如何及时因应实践需求，是立法敢于正面现实问题，是公司法螺旋式进化的表现。就此而言，2023年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认缴制缺陷的改进，不是“补丁式”的，而是“全方位”的；不是应景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不是“立法反复”的游戏，而是立法与人性的较量，是一种实质的进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