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 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措施

　　（原标题：张军：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 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措施）

　　（原标题：张军：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措施）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6月19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造复苏 惟实励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提供学术支持。以下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文科一级教授张军的精彩内容精编：

　　60S要点速读：

　　1、对美国来说，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非常困难，长远来说会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可能造成美国的经济增长放慢。其次，就规模而言美国的制造业根本和中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些制造业即便回流到美国，它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2、目前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有钱，储蓄率高反倒说明我们还不是那么有钱。实际上，很多家庭对未来都过于谨慎，会过高地估计未来的支出压力，所以他会从并不高的收入当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储蓄，预防未来的支出和应对不确定性。

　　3、从国力来说，育儿费用完全可由国家承担，因为中国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六七十万亿元，这在过去是需要的，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增加更多的福利给家庭是完全做得到的。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整个国家的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的方向需要改变。

　　正文：

　　中国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

　　建议推行全民公费育儿等措施

　　目前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有钱，储蓄率高反倒说明我们还不是那么有钱。因为收入相对较低，同时可能对未来成本支出有比较高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收入不高，也要在其中留出一部分作为预防性储蓄。实际上，很多家庭都过于谨慎，会过高地估计未来的压力，所以他今天会从并不高的收入当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预防未来的支出和应对不确定性。这样当然会影响当期的消费支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话，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

　　现在中国包括中央、地区两级政府真正用于家庭的福利支出还是太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国家需要在家庭上面支出更多，家庭才能消费的更多。家庭现在有很多成本几乎全部由家庭自己负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每年增长5%—6%，政府的预算支出完全有可能开始向家庭倾斜，如何让家庭同步地分享GDP增长？从微观上讲，涉及到整个收入共享的机制该怎么建立。这些都到了需要认真研究的时候了。

　　第二，整个国家支出层面上如何能有越来越多的支出用于家庭福利，把有些东西免费给老百姓。比如，现在生孩子和育儿的成本能不能由国家买单？从出生到小学的费用能不能由政府负担，我们在类似这些福利上的花费还是太少。

　　要让家庭有更多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国家需要在家庭上花费更多。过去我们为了经济增长，把更多的钱投到基建上，改善国家基础设施；投到企业上，改善企业装备水平，提高竞争力。但现在很多投资已经没什么回报了。中国三足鼎立的经济，有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重要主体。现在看来，家庭是一个短板，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政策改变，这个改变也可以说是整个经济模式的改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预防性储蓄过高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否则，家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对未来成本支出的估计，会持续进行预防性储蓄。所以，要考虑额如何能让家庭的一部分支出成本由国家跟家庭共同分摊，有些干脆就由国家买单。我们应该从战略意义上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国家要负担家庭在生育、育儿、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更大份额的支出，来分摊家庭的支出压力，这样才可以让家庭消费和福利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最终也有助于保持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动力。

　　育儿费用首先应该完全由国家承担，因为中国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六七十万亿元，这在过去是需要的，现在不需要这么多。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因为这要求整个国家的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的方向要有改变，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现在的预算支出项目当中，几十年都没什么太大改变，都是投资性和建设性的，消费性的项目和福利支出太少。

　　我觉得现在要考虑大幅度增加消费型的预算支出项目，从增量上说，更多的钱应该花在家庭层面上。我不是说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在家庭层面上支出，而是我们的财政支出体系需要有一个结构性变化，否则我们很难走出高储蓄、低消费的怪圈。

　　我不认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

　　即便回流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

　　全球看，中国制造业的格局已经是相当好了，供应链系统非常完备和发达。只不过整个链条里面可能还缺最高阶的3%-5%的链条， 一些特别核心和关键的技术产品，中国目前仍然主要依赖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加工出口产业获得快速扩张，逐渐带动本土企业的转型。换句话说，我们在吸引外资过程当中，本地企业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也因为合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开始逐步提升，并最终发展成为外资企业的本地供应商，由此，中国的供应链开始持续扩大，覆盖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行业。哈佛大学的Growth Lab编制了一些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我们发现，2000年中国还排在全球第42位，去年已经到了第16位。美国排在第11位。这说明，过去十年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缩减了一半多。

　　但毕竟中国还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总量很大，但水平还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所以中国在技术开发等各个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将来差距还会不断缩小。

　　正因为如此，其实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担心对离岸供应链的依赖。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对他们来说被视为一个巨大的风险。他们现在要“去风险”，这谈何容易？寻找供应链的第二来源，不仅承担巨大的调整成本，最多也不过解决少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依赖，无法从总体上脱离中国。

　　所以，部分发达国家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真正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反过来，那百分之几的核心技术产品虽不在我们手上，但随着不断的研发和技术进步，技术自主的问题最终可以解决。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我不认为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首先，就规模而言，美国的制造业根本和中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些制造业即便回流到美国，美国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有一些企业回流确实发生了，例如，有个别制造业企业从亚洲转到了美国附近的拉美地区。现在美国提出不一定完全“在岸”，但可以“近岸”。美国认为，跨越太平洋有风险，特别是遇到突发的疫情，不确定性比较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能解决让美国现在面临经济问题、结构性问题吗？美国“铁锈带”工人可以重新回到厂里面就业吗？我看都很难。对美国来讲，把制造业放在墨西哥会觉得安全一些，但能想到并不等于做得到。未来能够把多少原来在中国的这些供应链都搬到美国的近岸？没那么容易。对发达国家来说，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长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通胀压力，因为在别的地方找替代都要付出巨大的调整成本，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达到中国的供应链规模，因而不可能将制造成本降到中国的水平。成本居高不下，就可能造成美国的经济、甚至整个西方发达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导致非常糟糕的情形。最近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也对可能发生的这个后果表示出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