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改革不能刻意回避

　　新发审委又要换届了。从时间上看，这一届发审委换届与被延迟的注册制改革将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应有更大的关系。自注册制改革被再次延迟后，不知是由于某种刻意还是非刻意的“讳莫如深”，这件事似乎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就此而言，新发审委如果还是穿新鞋走老路，则换与不换又有什么太大区别呢？

　　问题要敢于正视、抓住并解决

　　刘士余主席上任初始曾说，“注册制是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并明确表示：“必须搞。”如果说“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确实反映了A股市惩成熟市场在历史背景和法制环境方面的某些差异，一旦实行注册制改革，在这些方面势必也将有可能会遇到不小的困难，但这也并不可以作为不再聚焦注册制的理由。注册制改革被延迟多年，至今对于要不要推行和如何推行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问题无处不在，敢不敢正视问题、抓住问题并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结果必然大不相同。但令人遗憾的是，恰恰在注册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资本市场似乎呈现了选择性的人格分裂，讲问题不依不饶，讲改革深加隐讳，似乎除了绕道而行，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注册制。

　　不可否认，这些年A股资本市场在重视监管、加强监管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显着的成绩。监管层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实行监管前移，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查到底。甚至顺藤摸瓜追查到海外，对一些信息披露不实的带病IPO严格把关，弄虚作假欺诈上市者毫不留情地予以强制退市。另一方面，对于操纵市场，操纵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重监管、严监管、强监管，不仅维护了市场秩序的稳定，更是旗帜鲜明地彰显了市场的正义。

　　不过，在《证券法》尚未修法到位的前提下，新时代的投资者保护还是不可避免的遇到了新问题。上市公司违法造假欺诈仍有没被退市的案例存在，一些受害的投资者索赔无据。如果投资者保护都可以被所谓的“投资者教育”替代，那么一句“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岂不也可以将投资者一切的亏损问题都打发给投资者去寻找自身的问题了吗？这又哪里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投资者保护可言呢。

　　问题不会因刻意或非刻意回避化有为无

　　历来市场暴跌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告诉我们，有些风险并不是投资者想回避就能回避得了的。2018年，正当一度冲上3587点的股市仿佛给人们带来了重回牛市之幻觉的时候，A股突如其来地以提供特别通道的方式推出独角兽IPO和CDR。如果不是小米请缓，BATJ等独角兽巨头圈钱的胃口一定不会比一开口就是数十亿数百亿融资规模的富士康们小多少。CDR虽然之后被暂停，但市场却被一个比一个更为巨大的融资圈钱意图吓怕了，至今也未能恢复元气。

　　独角兽上市不仅有可能遇到“同股不同权”的问题，还有个高新技术企业盈利不盈利的问题。美国由于早就实行了注册制，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但香港就不同了，因纠结于“同股不同权”而错失了阿里巴巴之后，香港监管层主动发动了一场深入人心的大讨论，才有了接受这一深刻制度性变革的思想准备和可行性行动计划。至少，香港的发行制度通过这一次的改革和创新，或不无希望地向注册制更靠近了一步。而我们却抢在人家前头搞引进独角兽这种新鲜事物，快则快矣，不料却除了快出急不可待的独角兽大圈钱之外，不仅再次给市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市场对于注册制的恐惧无形之中似亦进一步有所加深。

　　市场一次又一次地因为政策变化的突如其来引发了重大的动荡，且市场的动荡又无不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亏损，可政策面却没有以此为导向，对投资者保护采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对应措施。相反，就在股市一次又一次地暴跌甚至跌破“熔断底”的时候，有关方面非但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反而借“入富”的名义更进一步扩大了引外资入市的比例。但这支被当成中国股市未来生力军的外援，能否真的会成为救苦救难的“解放军”结果还有待观察。

　　问题是客观的存在，不会因为任何刻意还是非刻意的回避而化有为无。相反，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更好地发现问题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只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问题，才谈得上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从而顺利地将改革推向前进，并在前进的道路上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对此，我们应该唤起必要的理性认识和应有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