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李约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与20世纪30年代剑桥的其他左翼科学家相比，他又不能算作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刘钝曾援引英国《卫报》在李约瑟去世后第三天发表的一篇悼文称：“李约瑟比20年代和30年代他（那）一代的其余‘较年轻的科学家’多活了20余年。回顾J. 赫胥黎、J. B. S. 霍尔丹、C. H. 沃丁顿（Waddington）、L. 霍本、J. D. 贝尔纳、L. 莱维等人，他们都以复兴人（面目）出现。他们不仅是有创见的杰出科学家，而且在进步政治方面，尤其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李约瑟是其中一个主要角色，但又是一个畸形人物。其他人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均为无神论，而李约瑟是个有坚定信仰的基督教徒。他深深知道，一个科学家同时又笃信宗教，一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礼拜仪式的信徒，同时又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支持者，甚至当这些国家攻击宗教时他仍支持它们，是自相矛盾的……由于这种有趣的矛盾交叉，李约瑟的一生不但是取得科学与学术巨大成就的一生，同时也是极大幸福与完美无缺的一生。”（刘钝，2002a）

　　长期担任李约瑟助手的卜鲁（Gregory Blue）谈到，“李约瑟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持久而深厚的关系。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问题和思想，塑造了他对科学技术史和近代中国社会与文明的态度……没有马克思主义，其不朽的历史学识就不能够被理解”（Blue，1998）。然而，卜鲁虽然承认“李约瑟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贡献”，却并不认为李约瑟在其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都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只是李约瑟思想武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家，有选择地吸收各种流派和各种传统的思想，以期洞察他所感兴趣的主题。鉴于他所使用的多元思想，并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史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更倾向于将他的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非正统的变体”（Blue，1998）。

　　卜鲁所称的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具有创造性贡献的作品即是《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37年，李约瑟称自己“发生了信念上的皈依”“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潘吉星，1986）。1939年，他与鲁桂珍（1904～1991）联名发表了第一篇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之命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的科学参赞，在之后的四年中，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同时着手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收集资料。1946年，李约瑟卸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职务，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1948年辞职，回到剑桥开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一文中谈到其“整个研究工作要解决的问题症结”，即“怎么可能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一直比欧洲先进，对自然界的知识比欧洲人多……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接下来，他给出了自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相信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虽然我们谁都不会认为单是它就能造成这样的差距，可是只要我们探讨一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往往就会有柳暗花明之感……当然，大家一定注意到这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很相似的；愿意的话，尽可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史的方法。我们不接受任何先人（入为主）之见，然而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已经普遍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即使他们发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一开头也总是要问生产关系如何，可见他们都接受了这种方法。我认为如果把中国、印度和西方之间的差别，充分加以分析，最终将表明当时确实是社会性质在决定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否。”（潘吉星，1986）

　　《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经问世，立即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相互抵触的评价风暴，其中大部分争论来自1956年出版的论及中国科学思想的第二卷，这一卷阐明了李约瑟的史学纲领，反映出他对于传统中国的理解在许多方面都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经苏联代表团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李约瑟的历史观提出最激烈批评的是科学史家吉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他在1957年发表的著名书评中称自己尽管对中国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但作为科学史的专业人士，仍须对李约瑟的阐释表达某些疑虑。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定位是“不仅仅是一部中国科学史，而且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科学史。不是在前言中假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而是通篇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很显然，这种阐释是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塑造了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史的解释，吉利斯皮写道：“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科学史的诠释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受人尊敬的科学史学家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科学史的诠释是正确的。他们不认为科学，或任何一个思想分支，是从社会关系中蒸馏出来的。也不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肩并肩地从资本主义中涌现出来的，更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中寻求对它们的改善。相反，两个最能激励科学史的哲学传统是实证主义和柏拉图式的数学理想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Gillispie，1957）

　　吉利斯皮代表着一众保守科学史家的见解，他们对赫森等对于西方科学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颇不以为然。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仍余波未息，对中国的研究也被视为烫手山芋。中山茂认为吉利斯皮的论证方式，无论在措辞的尖刻上，还是在方法论细节上，都代表着最因循守旧的科学史家的见解，未能提示新的研究路径。他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促进李约瑟考察非正统史料时的作用，“在研究中国科学史时，如果我们单单依靠按照传统的历史编纂法对史料所作的正统分类，那么我们的总结概括势必只能根据正史中所记载的为数甚少的几门学科，如历法天文学来进行。必须理解，李约瑟的偏爱使他有勇气进入诸如技术和道家的炼丹术这些领域中非正统的、未经组织的史料的丛莽之中”（中山茂，1982）。但中山茂也认为李约瑟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更愿意称他为“有机论哲学家”。在其对李约瑟思想组成的分析中，“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机械论”“对进化概念的确信”“对综合的热爱”互为表里，互相渗透。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李约瑟的基本思想方法，用来协调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用来协调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传统宗教。

　　那么李约瑟本人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他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影响的呢？卜鲁曾谈到196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策划了一档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百年的特别节目，邀请一系列著名的英国学者发表演讲。其间曾多次邀请李约瑟，希望他谈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之间的关系。李约瑟考虑再三，最终谢绝了节目组的邀请。在给节目制作人拉普（Helen Rapp）的回信中，他谈到拒绝的原因首先是策略上的，希望避免《中国科学技术史》再次被简单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其次他自己也不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回答“李约瑟难题”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用处。他说，“我确实相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阻碍现代科学诞生在中国（和印度）的根本因素在于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也是这类因素在过去的14 个世纪中，促成中国科学在造福人类方面远远超过了欧洲。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是不接受的，例如，一种僵化而又被认为是普遍的社会结构演进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性质与作用的看法。”（Blue，1998）

　　其实，李约瑟在1964年发表的《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就曾表达过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杂情结。他谈到自己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时，深受魏特夫（K. A. Wittfogel，1896～1988）所写的《中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一书的影响，该书出版于1931年，书中着重阐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亚细亚官僚制度”概念。魏特夫在当时算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后因希特勒上台而从德国移居美国，其后期作品《东方专制主义》将极权社会或其他社会中权力的滥用都归罪于官僚制度，反对整个亚洲文化，也曾竭力反对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历史所持有的观念，但李约瑟称“仍欣赏他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及其他早期著作，而蔑视他晚年的观点”（李约瑟，2004）。李约瑟也谈到了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对自己的影响，“在过去40年间，没有谁在这一领域内比确信这种社会-历史分析富有成果的贝尔纳更积极了。我的一大好运是受到他亲切的激发，而且在二次大战前他在剑桥期间经常与他交谈”，并称自己要借此机会向为献给他的知识花束增添一朵，以表达深深的谢意。（李约瑟，2004）

　　李约瑟也在此基础上批评了传统的史学观念，“许多历史学家容易看到科学影响社会，却不承认社会影响科学。他们喜欢把科学进步说成仅由观念、理论、思维或数学技巧、实际发现的内在的或自动的联系作用而促成的，就好像火炬由伟人传至另一伟人一样。他们本质上都是‘内在论者’或‘自动论者’。”（李约瑟，2004）然而，传统的历史思想面临一个严重的理论困难，即需要一种解释，以证明欧洲与亚洲诸文明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变动性上的基本差异，来说明何以近代科学只在欧洲发展。“这解释绝不可忽视许多思想因素的重要性，但最关心的是分析这个有争议的社会，分析它的类型、它的推动力、它的需要，以及它的变迁。”（李约瑟，2004）

　　但对于自己的史学观念的归属问题，李约瑟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我越深入到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便越确信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乃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的，而绝不是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就能说明的。在许多方面，中国人的这一传统较之基督徒的世界观与现代科学要合拍得多。这样的一个观点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不是，而对我而言，则是基于个人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研究。”（李约瑟，2004）

　　也就是说李约瑟最关心的问题在于找到某种与欧洲充分不同的东西，从而有助于解决“李约瑟难题”，如他所言“经过对中国与西欧之间社会与经济类型之差异的分析，当事实材料完备之时，我们终会说明早期中国科学技术之先进以及近代科学仅在欧洲兴起的原因”。（李约瑟，2004）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分歧，“我与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是有分歧的。他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深信社会发展阶段的‘单向’体系”“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力求寻找一个关于一切文明都得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一成不变的单一公式”。这种单一模式否认东西方社会差异的存在，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李约瑟在文末意味深长地称：“任何一种狭隘的正统说法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根据证据所指示的方向走。”（李约瑟，2004）

　　综上所述，李约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时受到苏联代表团，尤其是赫森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影响，此后多次阐发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科学发展的看法。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尝试应用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的方法解释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的创造性贡献。尽管并不能将李约瑟简单地划归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李约瑟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